西方对抗疫的反思——这就是中国第二季第67期（听录）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美国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为何如此失败？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

第一，他们的反思往往聚焦到特朗普的无能和失职上。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乔治·帕克说，特朗普几乎完全从个人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因为担心连任的问题，他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场战争，他自己是战时总统，但是他就像1940年法国总统贝当，法国被德国打得崩溃，贝当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组建了亲纳粹的维希政权。他与病毒勾结，把他的国家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美国成了一个“战败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史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能力之死》，他认为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惨败。相比一个领导者，他更像一个表演者，他面对复杂事件不可避免地处理失当，然后开始推卸责任。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真不敢相信，才短短3年，一个人及其无能的团队，就让美国衰落至此。”

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引用了张维为当时一个观点：美国民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

第二，西方很多反思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这次溃败的祸根。即八十年代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斯蒂克利茨讲，过去40年，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派主导的经济架构，大规模地颠覆了市场、国家、社会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放缓，社会不公。金融海啸后的2009年至2012年的3年间，美国新增加的GDP的九成进入了财富前1%人的腰包。这些人又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出现了“1%的所有，1%的所治，1%的所享”，英文叫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美国右翼势力崛起和特朗普的当选，又加剧了社会分裂。

哈佛大学沃尔特教授还说，当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就是我们的敌人，“贪婪是好事情”，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公共服务不断地被贬低，傻瓜才去交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清理公共机构，但是他们突然发觉当真正的“公共问题”出现的时候却毫无准备。

《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乔治·帕克在其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文章中写道：美国人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没有全国性的计划，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方案。他提到美国走衰的关键3步，首先是2001年的“9.11”，小布什忽视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预警，2001年10月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催生了对精英阶层的怨恨；接着就是第二场，2008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金融危机，美国百姓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国会却通过救助法案，挽救造成这场危机的华尔街。身处中间层和底层的美国人债务缠身，失去工作、房子和退休储蓄；最后就是这次新冠疫情危机，“一个由骗子和智力已经破产的政党（共和党），领导着一个无效的政府”，看不到人们有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身份，把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无遗。特别是政治极化、社会不公、贫困问题、没有全民医保等。

第三，反思美国乃至西方国家治理能力问题，西方终于有人跳出多年来西方主流社会长期坚持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这个分析框架。我长期坚持和论证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上一定只能分为两大类的话，不可能是所谓民主还是专制，只能是良政还是劣政。英文叫Good governance,Bad governance。这是一个范式转换。我的这个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场疫情爆发后，这个观点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认同。3月17日，美国《世界邮报》的主编加德尔森，撰文坦承应当接受张维为教授提出的，世界的分歧不再是民主还是专制，而应该是良政还是劣政。如果“民主”只能是西方定义的所谓“多党制”加“普选制”，那我们讨论民主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让我们换一个范式，我们讨论国家治理的好坏。这次疫情，西方民主国家均无法实行良政善治。2014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书《第四次革命》，作者是《经济学人》杂志时任总编约翰·米克斯维特和这个杂志专栏作家亚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他们谈的是第四次政府革命，这个书的序言从介绍浦东干部学院开始。书中说，曾经创造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今天正在定期培训自己的政治精英，目的是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应当警觉起来，解决自己民主机制和治理失灵的问题，来一场政府能力建设的革命。面对西方对疫情防控的失败，这两位作者在彭博社的网页上发表文章《疫情应该让西方醒悟过来》，他们说美国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复杂的国家机器，在党派政治的绑架下已经接近瘫痪，共和党拒绝增税，民主党拒绝削减政府补贴，既得利益集团把他们的手伸到了每一块能够触及的蛋糕上，结果就是美国治理的全面崩溃。

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竟然也表示这次疫情显示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国家能力，特别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他把美国抗疫的挫败归咎于特朗普总统，他未能建立克服危机必须的团结和集体的信任。

9年前，我们在上海辩论中国模式的时候，福山先生主动挑起了中国要解决所谓的“坏皇帝问题”。我说，中国已经通过体制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担心的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中国不大可能选出像美国小布什总统这样低能的领导人。美国这种体制发展下去，今后选出的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政策影响全世界，问责制应当成为很大的问题。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但是当时的福山对西方制度还是相当自信的，他认为关键是要有可持续的、明确的制度，例如制衡制度。法制和民主制度能够维系好的现实条件，让其能够跨代传承。

经过这场疫情，福山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他说，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特朗普仍然能够在11月连任的话，那么美国的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第四，西方许多人在思考，美国走衰、中国走强，西方怎么办？继续引用之前提到的米克斯维特和伍尔德里奇的论述，他们说西方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的现实已经被暴露无遗。一个地缘政治大问题，已经摆在全世界人们面前。西方是否还能够对政府治理理论重新展开思考，把这个思考的结果真正付诸于实践。

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给西方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个幽灵，一个中国模式的幽灵，在西方世界徘徊，西方许多势力都想驱逐这个幽灵，但又发现自己几乎是有心无力。”许多西方人士不得不拿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西兰来说明西方民主模式也可以处理好疫情。但是这种辩解是徒劳无益的。首先西方主要大国在应对这次疫情的时候，实在是太荒腔走板。截至5月27日，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不到的美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20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2倍，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很糟糕。其次是中国的湖北武汉属于遭遇突然袭击、绝对特殊的情况。但是看中国其他省份的表现，几乎都比前面提到的几个国家的地区强。中国学者王绍光做了个比较，截至2020年5月2日，不管是看确诊人数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比人口只有2400万不到的台湾省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表现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表现好。湖北的邻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要好。

美国前政要科特·坎贝尔和学者杜如松，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过去70多年建立的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美国国内的治理水平，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有能力和意愿来协调和集合国际力量应对危机，而且这种能力被广泛地接受。目前看来，美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是不合格、不及格。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的抗疫模式表明，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国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口罩、呼吸机、各种医疗物品，派出医疗队，事实上在引领各国应对危机。美国盟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已经不是和美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例如是否采用华为技术、对伊朗的制裁问题。这两位作者继续说，如果说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那么新冠肺炎大流行将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我们认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文化中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基因，美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展示过这种比较包容的文化。美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就认真研究过儒家的著作，认为人类“需要通过孔子的道德哲学，达到智慧的完美顶点”。中国在自身崛起的过程中也从美国吸取大量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不是照搬美国模式，眼光是超越美国模式的，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包括这次抗疫的经验，值得美国研究、学习和借鉴。可惜，美国现在还有很多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使之无法客观地认识中国。最后受到损害的是美国自己。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西方光反思不行，得加两个指标。第一，要触及真问题，第二要拿到解决问题的真办法。

中国人可以给西方补充两个观点，这对我们自己认识西方有帮助，跟西方朋友交往也可以跟他提醒。第一个观点是西方可能真的老了。西方这500年都是比较成功的。我把西方的近代崛起推溯到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在达伽马发现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航线，哥伦布西向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中国的地理知识非常落后，明朝的时候，认为天是个苍穹，地是个大方块，飘在无边无际的黑暗的海洋上面。西方在知识上、视野上超越了中国。之后在一串问题上超越我们。包括用极其残酷的殖民手段，把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源都占领了。南北美洲、澳洲、非洲、大部分亚洲都占领了。在西方殖民高潮的时候，全部1.5亿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1.4亿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归西方。这个殖民过程建立了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思想革命、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以及现代城市生活的出现。

但是，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是有周期的，西方老了。在欧洲，竟然真的有人相信5G基站会传播病毒，在英国、荷兰、俄罗斯都出现了烧5G基站的情况。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力量比较大，它有4根支柱：军事优势、金融霸权、科技（过去30年，人类最好的技术大部分都是它提供的）、好莱坞的话语权。但是70多年前，美国没有这4根支柱，它们是二战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因为其强大的制造业帮助美国获取了这4根支柱，二战时期美国叫做“反法西斯阵营的兵工厂”。珍珠港事件后，美国3年半生产了29万架战斗机。1945年，9千吨级的驱逐舰一天一条。

但是今天拥有如此强大生产力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讲，强大的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口罩生产不出来？这就是世界第二个根本的变化，今天的世界工厂在中国。中国去年的manufacturing GDP，制造业GDP等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虽然芯片等技术上还有些问题，但是给我们一点时间，还是能够克服的。

张维为：

不再是制度决定论，对于福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他的思维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有一个绝对价值、绝对理念在里面，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事实偏了，是事实的问题，就要纠正事实。

金灿荣：

西方有些人拒绝反思，例如，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只要出现问题，就说是中国造成的。反思者在西方应当算比较先进的分子，有识之士。但是多数都反思不到点子上。

张维为：

西方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不了共识，“只有民主没有集中。”这个“集中”需要有一个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力量，汇总起来解决问题。西方文化有个特点，“清谈俱乐部”，谈完后什么不做。

民粹主义的根源，以美国为例，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后，一个庞大的阶层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没有在发展过程中获益或者获益很少，获得的教育不全面，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反科学、反智，导致民粹主义。

金灿荣：

美国社会现在5大矛盾，第一是上下矛盾，精英阶层看不起群众，欺负群众，群众就反感他们，即阶级矛盾；第二是左右矛盾。两派的矛盾对立，中间派的数量很小；第三就是黑白矛盾，种族矛盾。第四是虚拟经济群体和实体经济群体的矛盾；第五就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民粹主义是矛盾的产物，解决了矛盾才会消失，碰壁才会反思。

张维为：

西方内部存在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一些北欧国家一仗打回原形。法国马赛一个生物学家15年前到上海来过，他说上海的医院比我们的发达多了，怎么能够不相信上海的数据？

我们正在研究，有些西方国家是否会退化到第三世界。

金灿荣：

西方反思是有局限的，没有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判断事物的标准其实还他过去成长年代这种两分法，什么民主、专制，高度简化的，不利于真正把握社会管理的复杂性。

张维为：

2006年，在《纽约时报》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模式的魅力》，我说，美国模式可能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但是他们不会听的。仅就2月24日开始，如果他们谦虚一点，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就会少死很多人。

新自由主义在过去40年，导致公有部门大大地弱化，包括特朗普给CDC（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预算减少了40%。危机来了，没有公共部门来应对。另外就是英国这次很深刻的教训，它的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民国家医疗系统，这次溃不成军。他们认为市场化走到极端了，本来需要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的，却扩大了资本主义成分。这个反思是有见地的。

金灿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个评估，说美国公共卫生第一，英国第二，中国第51，但是实战表现完全不是这么会事儿。

张维为：

美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低效和无能的容忍度比较高，原因是西方社会是真的长期的封建社会，美国是英国的传统延伸过来的，它现在的社会阶层与500年前的社会阶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还有一个原因，资本力量左右了教育、媒体和法制，西方语言中法制的“法”，Law，与牛顿定律是一个单词，只要是“法”，就认为是神圣的。这是他们过去封建社会，从教会的时候开始，就形成这样的传统。只要是“法”，哪怕是“恶法”、“坏法”，也不能动它。

金灿荣：

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机制，通过科举，贫寒之士可以登上天子堂。他最近植入社会的自由主义，提倡有限政府，我给你自由，你负责你自己的命运，出一点事，全是你自己的事。还有个技术性原因，美国死亡率很高，每年枪击死亡3.6万人，车祸死亡4万人，吸毒死亡5、6万人，新冠疫情死亡突破10万人，白宫发言人说，比平时少呀，平时死亡12万人。

张维为：

欧洲抗疫没有展示欧盟足够的团结，solidarity。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现在都耿耿于怀。相反，第一时间给他们帮助的是中国。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去帮助他们是要分裂他们，我们帮助塞尔维亚、匈牙利，欧盟都很反感，觉得是在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它又没有能力来应对挑战。

欧洲也在反思，他们说自己的应对方式比美国好，也不能认同中国的方式。也有一些声音强调要和中国合作。

金灿荣：

整个疫情最严重的是美国和欧洲，巴西、俄罗斯、中东也很严重。疫情过后，美国整体影响力会下降，欧盟影响力也会下降，巴西、俄罗斯、中东降无可降。比较幸运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表现很好。最先恢复经济的应当是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

张维为：

针对美国的冷战思维，中国不要害怕，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美国就是纸老虎，它就怕真正的实力。美国军事实力在中国周边地区一点胜算都没有，零。但是2016年，我们实际上是接近发生战争了，南海岛礁的事件，我们进行有史以来中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最后它的航空母舰让步了。该展示肌肉就要展示，示弱不行。

金灿荣：

面对美国极端的仇视，甚至不是冷战思维，是“热战思维”了，要以斗争求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