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百家争鸣，对古代传统的态度有三大类：力挺（儒家）、抛弃（法家）、无所谓（道家）。儒家是复古的态度；法家是入世的态度，在中原地区产生的；楚国蛮夷之地，就提倡出世，产生了道家。

儒家最初是从商周两朝的巫师系统里发展出来的，古代的巫师是沟通天意和人世的神职人员，通过占卜与祭祀来实现，《左传》提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到礼崩乐坏的时代，要复古第一步就是能说清楚“古”是啥样的，而巫师系统有完善的记录，是最合适的解说人选，于是就逐渐发展成儒家了。孔子是此前的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他说复古的路径就是“克己复礼”，只要做到了，就达到最大理想“仁”。春秋以前的礼是对传统的盲从，随大流儿，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不能这样，因为“礼”变了，随大流儿也不行了。这时就产生了尊“道”的勇气，是为儒家。

法家对此不赞同，用“法”取代“礼”，推行“法、术、势”，“法”出自君主意志。法家只有在异国才能成事，因为在本国受到忌惮。

道家主张超然。代表人物庄子，对大肆搜捕他的惠施，他不屑与他争魏国宰相之位。老子反问，搞什么搞？最糟糕的就是你们这些搞事的人，世界恰恰被你们搞坏了。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发下非得要搞点事的想法，顺其自然，让世界、百姓自由自主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叫“无为而治”。

06|法、道、儒：皇上到底喜欢谁

周秦之变。战国终结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从而带来了周秦之变。从秦皇到汉武，帝国官方思想经历了很有意思的变化，从法家、道家、儒家的转换过程，这个变化过后的机理很重要，是理解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周秦之变，与战国诸侯争霸的逻辑相关。战国时期各国最关心的是如何有效提升国家战争效率，法家最有优势，儒家太迂腐，道家又追求出世，诸侯看不上。只有法家告诉诸侯富国强兵就要变法，改掉传统。过去的传统是人们的身份高低由血统决定，打仗时比的是踢正步，这不行。因为这刺激不了人们，尤其是底层百姓的欲望，怎么让人家跟你玩命。所以必须改，将身份高低与血统脱钩，而是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这对刺激人们的欲望的力度很大，战争效率提高。

法家逻辑出来，风气大变。第一个开始变法的是魏国，公元前400年左右，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四面环敌，但是因为变法成为战国前期顶级强国。其他诸侯国也跟着学。

魏惠王上台，拒绝了商鞅。商鞅到了秦国，推行“商鞅变法”，迅速让秦国成了顶级强国。

秦国位于六国西部。公元前260年，这一年长平之战秦胜赵，大胜（图片来源：网络）

秦国在边上，地理位置好。后发先至，完成统一中国。秦国统一天下后，法家的逻辑反而走到头了。因为法家是要求提高战争效率，抢别人。统一以后，没有抢的了，就只有掠夺百姓，这种统治不可持久。至秦二世就亡国了。

之后是楚汉争霸。项羽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分封制。这样法家的逻辑就又行得通了，被项羽分封在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统一了中国。用法家的逻辑可以分封天下，不能治理天下。

汉朝的治理逻辑发生变化，导致其统治数百年。西汉初年，汉高祖用了道家逻辑，无为而治。汉高祖没有力量可以统治天下，只能尽可能团结各方势力。在其称帝后，将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分封给了合伙人，但是刘邦的分封制有能力继承秦朝的制度。例如，一家两名成年男丁如果不分家就赋税加倍；不准同姓的人聚居。这样把社会散沙化，没有大宗族，有利于皇帝统治。

西汉定都长安，进可攻，退可守，用8年剪除掉了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分封了同姓的王爷，用他们来制衡军功众臣。

汉武帝时期，追求入世的学说有了用武之地，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的手里，不在皇帝手中。在之后的2千多年封建时代，出现了阳儒阴法，或者叫外儒内法。

周秦之变，实际到汉才完成了中华帝国统治思想的大转变。

不能脱离草原来解释中原。中原的汉人王朝与草原征服型王朝在统治逻辑上有区别，他们相互塑造。

纯汉人王朝为何不能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古代中国什么是汉人？汉人是汉朝以后出现的，不是根据血统定义的，是根据文化定义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日常伦理道德标准存在，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不一样，它们的区别在于载体不一样。宗教只要皈依，心中有神就行了，一个人就行；儒家文化要求放在群体中，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要有群体，就要有农耕，年降水量400mm才能农耕。所以东亚大陆年降水量400mm等降雨线就差不多与长城重合。儒家思想在扩展的极限处修建了长城。

400mm等降雨线，基本就是中原与草原的分割线（图片来源：网络）

长城以北要想活命，必须游牧化。游牧化后，中原地区的家庭结构、人群结构都没有了，不能按照儒家文化进行生活。游牧化后，就不再是汉人了。

中原王朝可以占领漠北，但是要统治漠北，就必须驻军，驻军必须有后勤补给，从中原运送补给做不到。只能就地取材，只能游牧化。一旦游牧化，就变成匈奴的一部分了。所以中原王朝不能长久驻军草原。儒家文化不能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

中原与草原的继承秩序和统治逻辑不同。

中原人口定居，容易收税，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可以用财政供养官僚集团，从而形成官僚制帝国。君主与官僚分工，君主象征正当性，其次才是干具体的活，其能力是第二重要的，第一重要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继承人的身份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的，不易引起争议的。这就是嫡长子。中原继承原则就稳定在嫡长子上了。

草原游牧，不便于收税，建立不了中央财政，无法养活官僚，从而没有官僚体系，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小群体可以靠熟人关系进行治理，小群体的上限就是150人左右，即所谓的邓巴数，人类识别熟人的极限。

秦帝国以前，没有强大的草原帝国。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仿佛从天而降。

中原形成帝国，从商朝算起，经过了1千几百年积累。

为什么草原上没有什么时间的积累，一下建立起庞大帝国呢？为什么元、清能够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一统帝国？

08|草原征服型帝国为何能一统中国

草原征服型帝国的出现，是因为中原的统一。

草原马是中原战争的必需品，中原有战事，草原部落卖马收入不错，也不愿意联合起来；中原统一后，就减少甚至取消了马的贸易，草原部落就要联合起来抢中原地区，从而形成大的草原帝国。

草原骑兵生产、生活、战斗单位合一，战斗效率高，后勤保障稳定，战争中是净收益，会对中原帝国产生巨大军事压力。可汗垄断对战利品的分配权，产生由战争衍生的中央财政，来凝聚起各个部落。可汗必须不断地从中原抢东西，才能维持中央财政，因此，对可汗的要求是必须很会战斗。

因此，可汗不能是小孩儿，但是不能确保可汗去世时儿子都成年了。所以，草原上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

但是，第二代的子侄辈在遇到继承问题时就会打起来，就会内战，草原帝国随之解体。是为“胡虏无百年之运”。产生周期性的继承、瓦解危机。汉武帝征服匈奴是占了这个便宜。

大可汗养不起所有的兵，受到小可汗的制约，因为小可汗的兵不直接听命于大可汗。军事贵族民主制因此可以长期保留。

中原帝国面临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官僚体系会以权谋私，导致国家衰败。这时，如果气候变化，导致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大举南下，已然衰败的中原帝国疲于应对，加收赋税，导致农民造反，帝国崩溃。

中原贵族大部分被铲除了，草原上有天然的贵族制，要重新构建新的帝国架构，需要贵族势力来牵头。因此历史上多次由草原力量入主中原重构秩序，唐朝就是典型，从北魏开始。

多数是东北的草原力量入主中原。东北是中原和草原的过渡地带，东北北部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辽东的农耕地区，在东北的势力必须懂游牧和农耕两种制度才能稳定发展。这里的势力入主中原，就可以建立二元帝国，在长城以北按游牧的方式统治，长城以南按农耕方式统治，入关后可以用中原的财富将草原骑兵全部养起来，军事贵族就消失了。继承关系也转化为父终子及，破除了周期性继承危机。国运可以超过百年了。

汉武帝执政的副产品是豪族社会的兴起。

汉武帝时很有钱，与匈奴打了44年。汉朝大幅增加赋税用于战争，很多百姓成为流民，许多百姓投奔地方豪族。豪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遗留世家大族、大商人、地方的大侠豪强。

10|为何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
贤臣是儒家化了的豪族，也称作士族。豪族有了文化就可怕了，对皇帝有很强的制约力。
东汉开国的几个皇帝所处的时期士族还不够壮大，后来士族逐渐壮大，对皇帝的制约加强。皇帝于是找自己信任的非士族的人，这些人被士族认为是“小人”。这些人只有在宦官和外戚中找，因为他们要依附于皇帝。

皇帝与士族的斗争，加之东汉末年进入小冰期，连年天灾，民变四起。民众为了自救，组织起民间宗教，皇帝天天颁发罪己诏，百姓不信任皇帝。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皇帝没办法平叛，就希望豪强帮忙，但是豪强都想趁机自己称霸，由所谓的贤臣变成了地方军阀，帝国就分裂了。

12|彩蛋：司马懿时代的冤冤相报

曹丕短命，不到40岁就死了。留下4个顾命大臣，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政权根本——兵权放在皇室宗亲手中，曹真、曹休。用能干的功臣制衡宗亲，司马懿、陈群。

曹叡更短命，30多岁就死了。太子曹芳只有8岁，曹叡再次托孤。托孤给了司马懿、曹爽。曹爽不知道权力的实质。曹爽带着小皇帝和掌管禁军的弟弟一起到高平陵祭祖。司马懿立即控制了皇宫，郭太后也配合他，废除曹爽，这就是“高平陵之变”。

从司马师到司马昭、司马炎，继承关系混乱，导致“八王之乱”、事业下降。

而从东汉时期开始，匈奴早就分裂成了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就逐渐迁移到长城以南，还有一些别的胡人也迁移过来。迁移胡人数量大了，帝国就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