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争辩“文明型国家”——这就是中国第161期202209279(听录摘要）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一种“范式解构”。

西方由所谓的“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进入“现代国家”的观念带有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

我们从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来审视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欧洲整合谈何容易，他们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其整体实力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发现，西方自己的理论和制度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些谈话中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他们还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有欧洲人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能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他们利用“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

倒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说过这样的话：在充斥着文明冲突和种族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地推行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

西方推行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内部也造成了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次的危机。

西方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的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和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和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激烈对抗。

欧洲一位资深学者布鲁诺·马塞斯说，我们正在衰落，我们强大的对手正在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了我们失败的根源。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未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白左”，一般指那些高喊“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处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显示关心移民、关心少数族裔、关心性别少数群体、关心环保等议题的群体。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势力也在上升，“白右”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民族”等。

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这种情况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马克龙等，都支持这样的思路。

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文化的偏见使然，西方很多人对于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拉赫曼说，“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上以《中国、印度与“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文明型国家”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西方价值和制度困境的反思。英国资深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公开承认，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连为自己打造“普世价值”都做不到。布鲁诺·马塞斯也明确说，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者“普遍文明”已经崩溃了，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以前很少受到挑战，过去第三世界几乎完全认同这些价值，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克里斯托弗·科克指出，希腊人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The west）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国》，这个与我们3000多年前就有的“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

没有悠久原生态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或者共同政治价值联系起来的这种所谓“文明”，或者叫“政治文明”，面对基于原生态文明衍生发展出来的“文明型国家”，显得更为脆弱、涣散，这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体现吗，俄罗斯国家民众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

“文明型国家”不同于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吸引了世界上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影响，对于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于那些将自由主义和过度自我放纵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派来说，“文明型国家”是一种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2020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它的欧洲栏目刊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21世纪将可能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欧洲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向外输出“普世价值”这种布道者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学者埃盖迪发表了研究文明型国家的论文，称现在是时候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自己独特文化传承了。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

世界各国文明，主要是依托民族和宗教体现出来的。

首先谈一下老欧洲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老欧洲的帝国主义源远流长，全盛时期几乎将全世界变成它的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一直有超常的文明自傲和制度优越感。两次世界大战衰败之后，它们虽然很不情愿地放弃了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但是英联邦和法语国家组织，继承了其帝国的霸权传统，以文化认同的软实力进行洗脑，取代了军事征服的硬实力方式，表面上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对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尊重和认同，实际上依然保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以多元的名义掩盖了洗脑的实质。

欧洲老大帝国，传统上都有接纳殖民地精英的传统，对于同化这些异邦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完整的政治教育策略。不担心异邦文化对欧陆文明造成冲击。

但是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其老大帝国的雄心和现实窘迫之间的落差，使得欧洲陷入分裂。未来也看不到希望。多元文化主义将其架上了政治正确的烤架，难以收场。

下面谈谈美国的“熔炉理论”。美国的民族观念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一个由世界范围移民构成的国家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更加严重。美国用“熔炉理论”和“美国梦”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熔炉”一词由英国犹太人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1909年写了本《熔炉》的剧本，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个种族得到了冶炼和重铸。美国上下热烈欢迎这种观点。认为移民必须迅速融入WASP，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人新教社会，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实质是给老欧洲致命的一击。美国熔炉理论在政治上去除了民族的观念，变成了没有民族、只有族裔的国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民族自决”原则给予对手无以伦比的杀伤。

历史上大英帝国、法联邦、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帝国无一例外地崩溃了，而苏联和南斯拉夫更是最新的悲惨案例。

最后说一下中国的“文明型国家”理念下的“多元一体”民族理念。中国文明是迥异与西方一神教的世界。西方延续300年的军事胜利，从民众到精英已经忘记了当年伏尔泰、卢梭在欧洲黑暗时代对中国的向往和热爱，将其贬低为落后、愚昧和专制的代名词。对于现代中国的认知，西方依然处在意识形态的误区中难以自拔。民族政策有几千年的惯性思路和内在逻辑，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民族中央帝国，“怀柔远人、厚往薄来”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民族原则，这是基于中央帝国强大的文化自信的包容之举。

世界范围内犹太人从未被同化过，在中国开封，犹太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他们只是怀有友善的好奇。马克思墓碑上有一段话：“哲学家是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一体”，和多元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对内的家国观念、民族观念也一向影响着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无论大小民族、大小国家，应当一律平等。

张维为：

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没有开过国际会议，达成共同的决议，这就不符合程序正义；中国有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有很多价值观，愿意贡献给世界，你说可以，我就贡献出来，你说不行，那么程序是什么？“普世价值”最大的困境是在这么多的非西方国家推行，结果都是失败的，他们自己国内也感到非常失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价值观。你讲的自由、民主、人权，全是你自己界定的。美国的“民主”只能算“钱主”，你这个自由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讨论过。

邱文平：

美国对于人权的概念。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还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普世价值观”是二战后才逐步形成的，因为冷战的需求而营建了一种替代过去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观念，把上帝的观念替换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它本身的内涵的价值是没有错的，民主、自由、公平。但是这到底是谁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问题。谁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谁是为资本家服务、为权贵服务的，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川普这样的人作为美国总统，他会代表什么样的“普世价值观”呢？

张维为：

“民族国家”推演到ideal model，最理想的范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非洲国家边界是笔直的，就是不在乎什么，我就这样分了。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有上百个民族，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搞一人一票，一定是内乱，搞一次分裂一次，最后陷入内战。

邱文平：

这就是殖民主义长期的“分而治之”的传统。一个非洲穆斯林说，他爷爷辈凭一个割礼可以畅行非洲，大家都是一个民族。西方人来了给我们划分了这么多国家，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西方和我们中国从一开始看待世界的世界观就不一样。西方有一种“神的历史”，一种很轴的单向度的以神为标准，摈除了很多人性的东西，走得非常偏执；中国的历史观，是“和久比分、分久必合”，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中国人带有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非常契合人本主义。

张维为：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解释“文明型国家”，说是为专制制度辩护。

邱文平：

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是基于自己本身的文明圈形成的大帝国。当代国家以“民族国家”建构，将这些大帝国分解为许多小国家。今天随着西方的衰落，中国的崛起，我们看到了许多古老国家都在复兴，像土耳其、印度，都在理解这个概念。

美西方因为属于霸权规则的制定者、掠夺者，他当然不愿意接受我们这种概念。

张维为：

“普世价值”的话语将逐步式微，非西方世界说你这不是“普世”，是地区的；西方内部本来也是搞普世价值的，但是现在其内部一半人反对，西方社会分裂了。

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或者“文明整合”恐怕是一个大趋势。

邱文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非常独特，真正地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共融共生，符合人性、人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类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是四大要素，人口、区域、文化、传统。人口，中国在世界上最多，是100个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西方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多。

美国的文明历史太短了，短到没有足够的智慧。我跟福山的辩论，他讲到现代社会需要有政府、法治、问责制，我建议加一项智慧。我说你们美国打了这么多的仗，战术上你都是赢的，战略上你都是输的。输的原因就是缺少智慧。它的决策是非常肤浅的。

邱文平：

美国人知道老欧洲和世界对它的看法，它怎么整合这些千奇百怪的文化，它说自己是一个“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非常自大。

列宁说过，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就是帝国主义。美帝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态，它现在已经走到了“自爆”的边缘。

马克思预言过，社会主义最先发展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张维为：

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延续下来成为“文明型国家”，古埃及后来衰落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人没有血缘关系，文字也没有关系，文明中断了；古印度文明，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后来神奇地消失了。

邱文平：

谈埃及和印度，涉及到这是谁的文明、怎样的文明。莫迪在操弄印度教，搞“文明型国家”，带有强烈的排外性，操弄宗教的政治性，这是非常可怕的类型。

张维为：

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为“文明型国家”。其前提是有一个古老的文明，没有中断，具体载体是语言、宗教、文字，形成共识；随着“新型全球化”，民族国家这条路有点走不下了。有可能伊斯兰文明，什叶派、逊尼派形成整合。非洲很多国家非常推崇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也可能形成整合。

邱文平：

西方历史学家，从汤因比到下面的一系列学者，认为文明有等级划分，把西方文明放在最高层，这就不可能尊重其他国家，从而导致冲突。

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国家之间、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这样相处。美人之美不容易做到。

张维为：

汤因比对不同文明的论述，说“如果我还能继续活，我愿意活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