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中国》第130期，2022-01-17（摘要）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2021年12月2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论坛、CGTN、观察者网一起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仙鹤厅举办了“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有6位主讲人，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我，以及英国的马丁·雅克、罗斯义、新加坡的马凯硕。正值美国拜登总统要举办所谓的“世界民主峰会”，这场对话会颇受关注。

乐玉成副部长说，民主制度不能是“飞来峰”，民主建设不需要“教师爷”。中国近代简单照搬外国模式，吃了不少苦头。无论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被颜色革命强行移植的民主，结果都是灾难。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引用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先生的话，检验一个政治制度的最终标准是看其能否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美国没有看到。美国一半以上的民众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没有发生变化。1%最富有的美国人占有了绝大多数的资源。

美国民主制度失灵，逐渐沦为财阀统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近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52%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陷入困境；只有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是健康的。

李世默研究员说，民主不能像西方模式那样仅仅关心程序正义。一个公司20年来一直亏损，可他们的管理程序特别棒，董事会开得特别规范，所以应当买这个公司的股票，这岂不是荒唐吗？民主治理的结果至少应当让大部分人感到满意。如果民主程序只是保护富人的利益，这样的民主程序有什么意义？1995年以来，西方民主制度一直在走下坡路。

英国学者罗斯义说，民主的本意主要是“民治”，即人民的权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中国制度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得比西方国家好得多。对比中国和印度，中国妇女的权利比印度妇女的权利大得多，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比印度女性平均寿命高10岁。美国却认为印度实行了所谓的“民主”制度，印度女性的权利就一定比中国女性的权利大，这是荒诞的。

我从5个维度比较中国民主和美国民主：民有、民治、民享、民策（民主决策）、民依（依靠人民）。德国达利亚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报告，80%多的中国人认为本国政府服务于大多数人民，美国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只为少数人服务。

2021年11月23日钟南山院士的观点，如果以“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自由度”为标准，中国比美国大606倍，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度是美国的1600倍。虽然美国家庭平均净资产比中国高不少，但是它们贫富差距大；比较中美两国中位家庭净资产，中国城镇家庭中位净资产已经超过美国不少。

益普索公司2019年的民调，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比例高达91%，美国只有41%，英国只有21%，法国只有20%。

中国90%的公务员来自于普通家庭，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美国是1%所有，1%所享，1%所治。

西方话语中多党制加普选几乎等于“民治”，但是中国人认为这最多只是一个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没有关系。达利亚公司的另一个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曾经是民主的样板，但是现在不是了。7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已经不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西方政党大多是“部分利益党”。中国现在的干部选拔方式是选拔加选举。改革需要代表整体利益，西方的部分利益党很难推动改革。

中国的民主决策不可能像美国小布什总统那样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愚蠢的战争，以及像特朗普一样发动“中美贸易战”这样愚蠢的决策。

“民依”是要实现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平衡。美国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一路走衰。

美国在过去20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挥霍了2.3万亿美元，杀戮、破坏、践踏人权；中国自十八大以来，花了近1.6万亿人民币，大约2500亿美元，使得奖金1亿人彻底脱贫。背后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资本的力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绑架。美国的敌人是美国自己。

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确实比美国的资本民主制度靠谱得多。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西方话语的虚假性，其民主、人权等话语，在90年代蒙蔽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现在形势比人强，对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反证，大家对西方话语的质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原始定义来讲，西方今天这一套肯定不是民主。最早的古典民主，古希腊、雅典城邦，所有人都来参政，多数决定。但是以后有参政资格的人的计算，有猫腻。往往是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参政。古希腊、中世纪的威尼斯这些城邦，把自己叫做“民主国家”，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好下场，都是亡于内乱和派斗。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说民主不是好东西，都避之不及。美国立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要建立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词是提到民主的。当时的政治精英想的都是怎样去避免民主。

美国现有的宪法制度，本质上讲是一个自由制度，是为了保障有财产的人掌握政治权力，不是一个民主制度。

19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欧洲的工人觉得很不爽，工人开展搞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等人提出新的民主观。所以，“现代民主”严格讲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所打出的一个旗帜。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美国的乔万尼·萨托利等人，做了一个概念的游戏，将社会主义和民主给分开，把民主也给安到资本主义头上。方法就是把民主里面的价值含量去掉，不再讲平等，不再讲工人的权利，把它变成今天西方人谈民主时用的定义，就是多党制、议会、自由竞争、选举这样一套制度，其实只是拿一套程序代替了民主的实质。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还不敢讲自己是民主国家。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国名里面带“民主”的国家例如东德——民主德国。苏联解体，西方资本主义获得自信，开始说“民主”这个东西，认为它可以拿来用了，甚至去颠覆别人的政权。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民主这个词被扭曲了，现在应当把它回归本意。

另外，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接近民主的价值观，只是更多地强调“民本”，强调结果。中国古人不太强调“by the people”、民治。新中国实际上是在传统中国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更全面的人民民主。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讨论西方民主，有三个国家一定要提，希腊——西方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美国——每天向全世界推销民主。叫“三点成一线”。这三个国家现在的状况，希腊破产了；英国选出了这么差的一个人——约翰逊首相，疫情的失控、脱欧；美国选出的“特朗普”，包括这次“民主峰会”的失败。一路走衰。

现在中西方对话中，要经常点出这一点，西方民主最多只是“程序民主”，不是实质民主。实质民主一定要体现在良好的国家治理上。我们要进行一个范式的变化，由“民主到专制”变成“良政和劣政”，良政就是实质民主。

如果按照程序来判断民主，世界上所有国家政治制度都符合它们的程序，岂不是都应当叫做民主国家。因此一定要比较质量。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有句古话叫“法久弊生”，程序是现有的利益格局、力量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结晶，它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程序一定会出现问题。强者、富者、有资源的人可以充分利用程序，程序慢慢向有钱人、有权势的人倾斜。

一个好的社会，需要有一种代表普遍正义的政治力量，它对这个程序不断地修正。中国制度里面，“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然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从1787年立宪到今天，还是把那张羊皮纸供在那里，实际上是为了保障最高法院里面坐的那9个法官。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民主程序来选择，却掌握着解释程序、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力。说白了，他们可以替他们背后的资本做出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决策。

而我们的制度，像中国共产党有群众路线，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程序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进行修改。例如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我们每次的“五年规划”，根据新的目标进行各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这就是美西方抽象的程序正义，和我们中国在实践中辩证的程序正义之间的区别。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中国人讲究政治之“道”，这是管“术”的，一定要正确。我们的“术”就是形式，就是程序。由“道”来决定改程序，改“术”。我跟西方学者说，你们的基因缺陷之一就是认为程序是万能的，就变得非常之愚蠢。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程序一旦变成一种教条，就会变得闭目塞听，不看结果。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过去我们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自信，背后是西方话语的数十年的洗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客观上进行比较，大家自信心开始明显回升，90后、95后，甚至00后，移动互联网的一代，非常自信。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里面，讲过一个比喻，“哲学是猫头鹰”，猫头鹰黄昏才出来，哲学理论要在实践充分之后才能总结出来。十八大之后，我们提出“四个自信”，讲我们的制度、理念。背后是我们在过去40年，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尝试，慢慢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功，现在可以整理出来，讲给国际社会听。

在过去探索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空间，很多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掉到这个话语陷阱里面，不断在国内传播受西方话语影响的观念，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有可能带来社会主义事业“翻车”的。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具有很强的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对于未来我们应该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六中全会决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眼光早就超越了美国的政治模式。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西方和中国价值观的分歧，还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博弈还没有见分晓。我认为西方霸权主义价值观，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土崩瓦解。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西方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承认实力，中西方观念要经过交锋，才能达到更好的交流。硬实力方面，欧洲基本上已经承认中国崛起了。美国现在还不能接受中国硬实力崛起，我们要通过斗争，包括南海岛礁建设、东海航空识别区建设。软实力也是一样，等到年轻人越来越自信之后，可能3、5年之后，它们就看到中国软实力的力量了。

美国控枪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但是美国国会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游说集团，特别是军火工业、步枪协会等长期影响利益集团，不让国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使讨论也是非常肤浅的，借口就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说美国老百姓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想修正这条修正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程序太复杂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人对中国人、亚洲人的迫害、仇恨犯罪飙升，这跟美国国力下降、老百姓生活水平30来年多数人没有提高、加上疫情有关，很多不良政客就说这些是亚洲人、中国人造成的，很多亚洲人，包括中国留学生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这非常令人遗憾。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批评中国，认为疫情源自武汉的那些人，我说你想想你讲这些话，给海外的同胞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要纠正一个低级的谎言，说美国的持枪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神圣权利，这全是胡扯。美国为什么要有宪法第二修正案，美国在独立革命时期、殖民时期，它有一个现象，面临印第安人、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有一个现象叫“民兵”——“minute man”，就是一分钟就能拿起枪来打仗的人。美国建国之后，在宪法里面保留了这样的条款，但是这个条款从来没有人认为是个人有权持枪，更多地是说州或者地方有组织民兵的权力。民兵和个人拿着枪上街是两码事。

后来为什么变成个人权利，背后有几个司法事件，非常残酷的。一个是1975年发生了刑事案件，一个女士在其房间里被强奸了，另外两名女性室友跑到房顶上报警，警察来了之后，没有进来就跑了，导致这两个女孩子也被强奸、被虐待。于是她们于1981年打官司，法院裁决是警察没有义务在犯罪发生之前来保护你，上诉到最高法院，驳回，不予受理。

另外就是2005年，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父亲绑架他的3个女儿，法院发了保护令，但是他还是把3个女儿杀死了，妈妈去起诉，法院的判决也是警察对尚未发生的侵害没有义务去干预。

这两个案例，暴露出美国的司法制度不承担对老百姓保卫的义务，导致结果是大家疯狂买枪。疯狂买枪又符合了枪支利益集团的利益，把攻势攻到了最高法院，到2008年，最高法院才第一次裁决持枪是一个个人权利。到唐纳案，才第一次把这个个人持枪的权利适用到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