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这就是中国第二季第53期2020-04-14（摘要）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在欧美大爆发，民众对政府应对不力强烈不满。是因为中国抗疫模式比较成功。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西方国家做不到呢？西方的反华势力非常恼火，于是使用他们惯用的造谣污蔑的手段。最近他们在说，中国数据造假，其实背后是西方今天的窘境。

有英国官员说：中国疫情的真实数据应该是中国通报的40倍。今天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许多报道，最好当作笑话来看。让他们继续留在黑暗中犯傻吧，最后后悔的一定是西方自己。

西方专业人士对中国抗疫的评价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声音也非常之多。

这次新冠疫情就像世界大战，敌人是病毒，发展速度比前两次世界大战发展速度更快，影响的国家和人口更多更广，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爆发，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不亚于前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生命损失现在还难以准确判断，因为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始多点爆发。

第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挑战。对这个话题着墨最多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提出结论：当年雅典城邦崛起，引起了斯巴达城邦的恐惧，结果是战争。他通过16个案例论证，认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其中12次爆发了战争。他想提醒中美双方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但是出版商起了个书名叫《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我曾与他当面交流过，我说你这16个案例所涉及的国家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被、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相信合作共赢，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没有说服力。但是，他还是坚持，说多数美国人现在还很难接受我这样一种解释。

我一直认为，对美国、西方，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中国是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文明型国家。历史上的欧洲大国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和其他战争。只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才开始走上和平整合的道路。他们没有放弃对外使用武力手段欺负弱小国家。

中国没有西方这种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于十五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是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殖民，这种崇尚和平的传统和基因一以贯之。

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就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收复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

中国人是从近代一次又一次遭受到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才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保持着强大的止战能力。保持对美国说No的权利。

美国人是最承认实力的，我们该展示实力的时候，一定要展示实力。美国英语中有一句惯用语：“If I can't beat them,join then.”(如果我无法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这次中国和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是两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治理能力同台竞争，中国是遭遇战，仓促应战后很快稳定下来；美国以逸待劳，坐失良机，打得荒腔走板，一跃成为全球疫情的震中。截至4月9日9点半美国累计的确诊人数是430376例，死亡人数高达14739例。死亡人数是中国的4倍多。全面领先世界。特朗普总统说，如果最终能够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内，就说明他们干得不错（编者注：截至9月26日17：42，美国累计确诊人数7033925例，死亡人数203782例）。

就这样的作战水平，美国政客还要甩锅中国，结果连艾利森教授都看不下去了，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美国政客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未能调动起与新冠病毒威胁相匹配的反应能力，中美彼此需要对方，应当合作抗疫。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抗疫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完成的，美国政客前期是在落井下石。

不久前，美国93位政府前高管，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3位前美国驻华大使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中美合作抗疫。但是，也说中国需要对疫情负责，最初的隐瞒，持续的不透明，没能充分和国际医学机构合作，公然发起宣传运动，将危机的责任转移到美国等。这样的指控，中国人断然不能接受。美国必须纠正自己在防控中的各种严重失误和漏洞，否则中国怎么帮忙，也是没有用的。

中国不会在美国危机的时候落井下石。但是，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合作需要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擅长于“调结构”，中国要不断增强自身软硬实力，让美国清晰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人瓦特于1776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的。在这之前，英国战胜了主要对手西班牙，成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后来又打败法国，获得今天的加拿大等大片领土。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发电机、内燃机为标志，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很快把非洲瓜分完了。伴随着扩张和杀戮。

中国错过前两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艰苦奋斗、筚路蓝缕，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包括政治体制、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的国防体系，以及独立的科技体系、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基本医疗等。我们几乎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来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来年，我们完成了电力、内燃机、石化工业和中高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西方几乎同步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追赶到逆袭。

当今世界正处在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和运作的方式。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这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实现的，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同处在第一方阵的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战争？局部冲突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全面战争的概率很小，中美两国有许多深度的利益交融，相信会找出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但是需要经过斗争。现在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围剿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的围剿，将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最终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有能力应对美国反华势力的挑战。美国在新工业革命中要想孤立中国，结果将是孤立它自己。

新工业革命本身也有挑战，但是中国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一是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使新工业革命获得了世界上最大最广最深的应用市场；二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文化基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千年古训，我们以信息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信息文明；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新工业革命的成果为广大人类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中国做事情讲“道”，载体是“理念”，是管“术”的。这次战疫中，我们的“道”就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中国是不是能够取代美国？”这样的问题本身是挺西方逻辑的。西方喜欢用标志性的战争或者事件来锁定大国交替的时间。例如西方学者把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看做美国取代英国的分水岭事件。

但是，中国崛起的逻辑是独特的，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带来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势，或者叫做“代差”、“降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最早的时候，李鸿章提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习主席是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国际形势的时候说国内是发展最好的时期，国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我想是指数百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现在500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1776年到现在250多年。最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The West and The Rest）力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他国家板块上去了，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

这次疫情也是标志性的变化，中国在欧洲、美国没有能力的时候出手。西方带有冷战思维的人非常担心，觉得恐怕美国要失去领导地位。他们称之为“苏伊士时刻”，还有叫做“珍珠港时刻”。

其实，中国是真心希望一起合作打好全球疫情阻击战。但是西方很多人总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李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字“一带一路”中心副主任）：

首先是西方自己发生了混乱，可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上台后与中国搞脱钩和贸易战、退出各种西方的组织，这些做法都是他们自己起来反对已经运行了一百多年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些控制不住，力量下降了，要把责任推到外面，甩锅。好像是我们新兴大国让他受到了伤害。但是这次抗疫我们做了标杆，后面怎么打他们就很有压力了。

张维为：

西方带头把这次抗疫政治化，觉得中国要变成世界领导，西方要被边缘化了，不去反省自己，而是造各种各样的谣言，。

李波：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挑战不是以冲突的方式发生，而是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写了一篇文章《美国为什么在失去执行能力》，从克林顿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这个岗位已经被他们的行为丧失了公信力、领导力了。危机来了，自然总统的话没人听了。里根总统对小政府的偏爱，美国自由主义搞小政府，认为大政府是社会主义。但是，在里根之前，美国公务员占就业岗位的比例为5%，最近已经降到了2%以下。而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的行政能力、行政制度，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政党之间的斗争，政党和法院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一个民调显示，美国现在的社会内部矛盾的程度，接近南北战争之前。也有一种“美国崩溃论”在酝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能够经历这样的挑战。

张维为：

美国的三权分立导致了否决政治，没法做事情。也就是决策过程中Veto Points，否决点太多，什么地方都可以设个障碍。再加上现在选出来这样一个领导人，自己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公务员，遇到这样大的危机，真的荒腔走板。美国这次真的是一仗打回原形。

李波：

90年代有一本书《该美国改革了》，但是现在过去30年了，美国还是要指着别人的鼻子，要别人改革。美国人民自己是不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能决定美国是否能办好自己的事。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虽然已经退出选举，但是他的社会主义主张能够在美国相当数量的群众中得到拥护，他说如果美国能够放弃在世界上谋求霸权，能够不花几万亿的钱去打这些战争和维持军力，把这些钱挪回到国内做医疗、基建，改变教育，加强对制造业的投入，美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们一部分人选特朗普出来，退出国际组织，是为了拯救美国，他们说了一个词Preserve，叫做美国的生存，他们意识到美国再这样透支国力，生存将不保。他们要改革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意味着在世界秩序中方式要有重大变化，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部分。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中国是参与者。美国的科学界、产业界认为，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五个方面：石墨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核聚变。美国由于过去的积累很好，在五大领域，都在第一梯队。中国在五大领域表现都不错，属于1.5梯队，后面是欧洲、日本。

未来是在中美之间展开全面竞争。美国创新能力强，过去30年，有一大半的高科技都是美国创造的。但是美国的产业体系不完整，有40%的工业永远离开了美国，整体效应就下降了。实验室技术好，但是做不成产品；中国的工业太完整了，学习能力极强，看到什么都可以造出来。

李波：

美国和欧洲现在有一种言论，技术上与中国脱钩。也许美国会不断收紧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的签证政策，我们也不必惧怕。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市场和技术储备。

张维为：

我们的资金是充沛的，人均投入科研的比例已经超过欧盟，很快要超过美国了。但是西方关键技术给我们卡脖子。

李波：

芯片技术是卡脖子的，不过intel的那个技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韩国在新的技术路径上与美国齐头并进。中国与韩国进行合作，绕开你的卡脖子。

张维为：

这会形成产业链的重组，美国最终会认识到它现在对华为的打压将是非常失败的。全球化在疫情之后将变成区域的全球化，例如亚洲地区，包括中日韩、东盟，“1+10”、“3+10”，这个整合现在已经很强了。很多东西在亚洲区域内进一步整合，不再从欧洲、美国过来。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1989年，西方对中国制裁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两个字“守拙”。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14亿人比西方加在一起还要多，市场去开发是无穷无尽的。

李波：

从外贸转内贸困难，品牌没有。现在好了，明星带货，用网红去做品牌；资金怎么给？政府如果把网上银行、网上金融这些平台用好，通过真正的创新，把钱撒到需要的外贸企业，再给他们钱，让他们雇佣工人。

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软件外包企业遇到很大困难，王岐山副总理就召集开会，每个企业招大学生，6个月之内，政府给4500元的补贴。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大概他们需要6到8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服务于内贸。到那个时候挣的钱更多，比外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