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就是中国第二季第70期2020-08-31（摘要）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首先谈文明冲突的挑战。1993年，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文，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说：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国家，其对西方的挑战不具有根本性。只有中国可能撼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一个在东亚秩序中支配地位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可能会与伊斯兰文明联手，来对付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多数中国人不认同他的观点。中国人认为，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睦相处。

但是从这次疫情爆发暴露出来的大量的种族主义言行，从一开始的“这是黄种人的病”，到后期对华人、亚裔的歧视，还有对中国的污名化，以及去年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管说的：“这是与非白种人的冲突”等等。这表明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西方中心论”以及种族主义的心态。

我们要联合西方以及世界各国反对种族主义的力量，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要比西方的文明更加包容，我们一直认为不同文明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但是被“欧洲中心论”熏陶了数百年的西方人很不容易理解这些。

这次西方对中国防控经验的傲慢和偏见，祸害了西方自己。即使现在让西方人佩戴口罩，还是非常困难。国内一些公知，动不动就要给中国人民启蒙，其实今天更应当被启蒙的是中国的公知和西方的许多人。

中国人有“从善如流”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受宗教影响，更相信有某种“绝对真理”。很多人是唐·吉诃德，不碰南墙不回头。西方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冲突和战争，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千年的冲突和战争，包括同一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的无数的战争。而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差异与西方一神教的传统有关。一神教意味着排他性非常强。中国宗教比较包容，出现了儒释道相互包容的局面，让中国社会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原因。

当年西方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等，高度赞赏和羡慕中国这种“自然宗教”的传统，世俗化的、非政治化的、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同时，中国的宗教不允许干预政治，政教分离的传统远远早于西方。

过去二十来年，西方的经济普遍低迷，民粹主义政治就变得非常蔓延，导致西方右翼势力在许多国家纷纷抬头。对内，他们担心移民造成国家认同危机；对外，他们沉迷于“白人优越论”。中国的成功，包括这次抗疫的成功，都威胁了他们的优越感，威胁了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就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加以遏制。

亨廷顿当年就主张美国要联合欧洲形成西方文明的合力，来对付中国。西方一些人，现在也想推动这种联盟，以维持西方继续主导“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但是，不久前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说：“1945年之后，欧洲与美国建立了跨大西洋联盟，妖魔化苏联。但是，今天欧洲国家不大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的行动，其他地区更是如此。毕竟当今世界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相互依存，对美国的敬畏也更少了。美国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双重危机也是关键。”

我2018年10月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我呼吁美国解放思想，借鉴中国兼容并蓄的文化。我对美国这种零和思维进行了解构：美国人习惯问：“中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 a friend or foe？）这是典型的黑白分明、你赢我输、零和游戏的思维逻辑；中国人则问：“这个国家是朋友呢，还是潜在的朋友？”（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中国人具有长线思维，不是意识形态划线，也不以政治制度划线，我们始终希望化敌为友，一起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而许多西方国家卷入了劫持口罩的内斗，加拿大的一位省长说，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口罩的出口禁令是没有人性的。

中国的“人命关天”的立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优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认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是一个常识；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将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许多挑战。

其次，谈一下制度竞争。疫情大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有最发达的信息手段，中国人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进行中西方抗疫情况的比较。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西方政治制度彻底走下了神坛。这对中国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的各种挑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从一开始就明确“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决定的。西方制度主义国家的做法是经济利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西方的短视，导致经济中心城市首先沦陷；而中国的阻击战、歼灭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可以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是举世罕见的，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指挥决策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整体动员能力，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2.0版本。

德国《明星》周刊4月5日载文说，美国在我们面前崩溃了，美国总统否认自己的任何责任，而美国各个州正在争夺呼吸机设备。同一天，德国政论刊物《西塞罗》载文说，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样，疫情危机也可以被视为西方衰落的象征。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刊文说，疫情就像地震，它可能重塑全球秩序，那些自鸣得意的政府，将被无情的选民撕成碎片，特别是尚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恢复元气的西方政治体制，将遭受二重重创。

早在2月27日，澳大利亚一位资深媒体人撰文“如果到头来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课那可怎么办？”，文章说到，在西方看来，中国不透明、多疑，这应当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目前的危机会压垮北京吗？中国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中国者，往往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过去12年整个世界经历的两次全球性危机联系一起来思考，一次是全球金融危机，一次是新冠疫情危机。在这两场大考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都大大好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次疫情，是中美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竞争的分水岭。

对于外部世界，这次抗击疫情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全方位的比较的全球的公开课。中国社会主义胜出。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球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西方那套道路。后来是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人获得了制度自信。但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制度已经在道义上和功能上破产了。

实际上政治制度真正有用的东西，第一是权威。例如我们讲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是组织，中国的组织能力非常强大；第三是价值。资本主义，就是以资为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本，以民为本。今天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

乔治·帕潘德里欧（希腊前总理）：

疫情不会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现在并不是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时候。新冠疫情表明我们是平等的，病毒可以感染任何人，正如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现在是求真时刻，而不是求战时刻，是人类相互合作的时刻。希望各国，尤其是中美等大国领导人能够秉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要贸易战，我们要合作。

疫情之后，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如何让人们复工，如何让他们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全球的供应链不能阻断，我们需要合作。而那些率先为此做出努力的国家，终将会得到好的回报。

我非常赞成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演讲中提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连接了亚洲和欧洲、中国和欧洲，让我们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石，这是非常好的倡议。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契约，去面对挑战。中国帮助了希腊和许多其他国家，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和希腊一直都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希腊从中国购置了必需的医疗物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通过各类机构向希腊政府捐献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因此我谨代表希腊人民感谢你们在全球都陷入困境的此时此刻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张维为：

西方一开始要污名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国。美国疫情这么严重，还要在台湾海峡、南海制造问题，这个就是居心不良。

美国、西方不少人公开用“新冷战”的口号，美国的保守派、鹰派，包括像班农这样的原来特朗普的助手，他说现在最多还有5年时间（两、3年前说的），否则我们就对中国没有办法了。所以现在必须想办法遏制中国。

但是打冷战很难打，首先美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也不一样了，美国的盟国也不一样了。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特点是“退群”，在往回缩，不想担负以前意识形态领域领导者的作用。中国比当时的苏联各方面要强大很多。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的交叉。美国找不到像样的盟国愿意跟它一起来打冷战。

范勇鹏：

中国要把新冷战作为一个严肃的挑战来对待，要给其足够的威慑和制衡，才能打消他的念头。

过去中国在国际上过于低调，现在我们要敢于讲中国的制度故事、文化故事、历史故事。

张维为：

可以用社交媒体跟网上这些乌龟王八蛋好好斗争。

不能让西方人接受人人都戴口罩，这是非常遗憾的。

文化差异本身是好事情。

范勇鹏：

一个制度，一个文化是应对相应的具体环境的，环境变了，文化应当变。应当着重强调文化是客观理性还是愚昧固执，是实事求是，还是僵化之间的差异。

张维为：

特朗普讲“中国病毒”，马上增加了很多对亚洲移民的仇视。种族歧视是西方长期存在的。

范勇鹏：

地中海地区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如何应对呢？第一，国内不负责任的批评应当谨慎，不要乱说；第二国家强大是海外华侨华人安全的最大保障。

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挑战是自身，要保持团结稳定。

张维为：

中国不与美国争老大，和为贵。中国“心胜”是最强大的自信心，不害怕外部势力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