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政道智慧——这就是中国第二季20200406（摘要）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去年法国发生全国性大罢工，原因是马克龙总统想简化法国的养老体系。背后是因为法国经济长期低迷，多数人实际收入20年没有提高。益普索的民调显示，法国只有10%~20%的人认为法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17年在荷兰我与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有过一次辩论，他指责中国大规模地侵犯人权，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我查了2016年益普索的民调，中国有90%的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法国只有11%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反问，有89%的人认为法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多少是人权问题？太多了。

关于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8年，只推动了一个医保改革，而且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又把它推翻了。

当今世界各国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是真正能够进行改革的，大概只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可以从整体利益出发，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西方都是部分利益党，无法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中国学者牟宗三先生写过一本书《政道与治道》，把政道界定为关于政权的道理，认为中国政治一直重视治道而不是政道；王绍光老师写了一本《中国·政道》，认为中国的传统更加重视政道，西方的传统更加重视政体，政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目标和理念，关注治理的实际效果。西方国家则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政体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序等，所以才有了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框架，还把这个框架硬套到了中国，套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它显然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

40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到了中国以后，如何读懂中国政体，成了他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介于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不好界定。

东西方治理体系的差异源于治理版图的差异，古希腊城邦只相当于中国村镇的大小，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就能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政治家很少将精力放在具体政体上，而是重点关注执政的目标和理念，围绕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国的朝廷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状况，有时强调法治，有时强调礼治，有时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强调多管齐下。中国把政道放在政体之上，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改革政体、完善政体，而不是相反。

邓小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好坏，关键看三点：第一，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是政道思维的典范。

西方民主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结果西方“民主”模式日益显得教条和僵化。西方国家很难进行改革，不仅因为没有整体利益党，而且在于他们没有政道思维的传统。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很好地展示了政道层面的思维，要在政体层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西方仅关注形式民主、程序民主，多党制加普选制。我们则更关注实质民主，关注民主的目的，即实现良政善治，不断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

当前西方国家失去了政道整体的把握，只在形式程序内打转转，就偏离恶人间正道，就只能是乱、谎、忧三个字。

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西方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与中国人很不一样。西方学者章家敦和MIT的一名教授给中国扣的帽子叫做“威权体制”，或者叫做“专制体制”，用一个词，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完全概括。他们认为，凡是威权的话，就好不了，政治体制决定了一切。西方看几个指标，例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很重要的指标是看几个人统治，还有处于公心还是私心，就一、两个指标就把所有的政体就划分了。一直到现代，西方都是用政体分析。看问题比较简单，基本就是两分法，“民主”的就是和谐的、开放的，不管表现多差都不会垮；“专制”的就是压制、迫害，不管表现得多好，垮是必然的。这种政体思维是一种毒害。他们的改革始终在一个盒子里，无法突破。

中国人讲的道既是终极目标，也是方法，政体只是政治制度里面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政道是包括政体制度的更大的思维方式。

用简单思维去考虑复杂共同体是有问题的，凡是规模比较大的复杂共同体都是混合政体。

中国的立法，就是先不通过法，而是先制定地方各级条例，再到国务院条例，最后人大立法。遇到有尖锐的不同意见时，要放一放，下去做调研，再上会看能否通过决议。

张维为：

香港的动乱分子的思维是政体思维，他们提出“双普选”，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直选的。澳门的一国两制是成功的案例，原来它的GDP是香港的一半，现在比香港高一倍。澳门很好地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打开了局面，经济与大陆整合很好。

王绍光：

香港最初闹事的人大部分是香港各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他们大量地被政体思维魔咒化。澳门现在人均GDP世界第二，香港何时跳出政体思维，何时才能前途光明。

张维为：

西方的传统宗教是排他性的，一神教，否则你是异教徒，只能有一个真理，如果你对，我就是错的。西方很喜欢推动颜色革命，背后有华尔街等利益集团的驱动。要通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否则改变不了他们的思维方法。

王绍光：

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美其美，和而不同，这个观点要不断地给西方人讲。